巴尔加斯 略萨:失败的政客狡黠的作家

马尔加斯·略萨,是拉美文学绕不过去的名字,也是近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读者颇广的一位。而在略萨的世界中,不仅有文学,有情事,还有政治。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返回家乡秘鲁,加入总统选战。这次“大冒险”的结果是失败了,但略萨将这部分经历写进了他的新回忆录。把失败的政治经历转化成一本畅销书,这算是一场复仇吗?

博尔赫斯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她经历的一切都是写作资源。这句话用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身上特别合适。他的许多虚构作品都是以个人经历为蓝本的,在《城市与狗》中我们可以了解他在军校就读时的经历,《胡莉娅姨妈与作家》取材于他的第一段婚姻,《公羊的节日》则在很大程度上糅进了他在秘鲁的从政经历,因此这部背景设置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小说不能完全看成是多米尼加历史的文本记录。

如果没有作者1987年至1990年的那次竞选秘鲁总统的大冒险,《公羊的节日》对那种代表了拉丁美洲落后政治制度的权力结构的描绘一定会失色许多。要了解略萨的那段经历,还有一本非虚构作品可以作为重要参考的,那就是作者本人完成于1993年的回忆录《水中鱼》。这部回忆录主要讲述的就是两个时间上距离遥远的故事:略萨是如何竞选总统的,以及他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 ),著名作家,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和拉美“文学大爆炸”主将之一,著有《胡莉娅姨妈与作家》《酒吧长谈》等。2010年,因为略萨在作品里“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201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家以创作揭露现实乃至介入社会现实,是拉美文学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不可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中都存在着现实主义传统或流派,但在拉丁美洲,文学与社会现实似乎以更显著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这一现象的人格化,就是作家成为社会活动家乃至政治家。19世纪阿根廷的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秘鲁的里卡多·帕尔玛、古巴的何塞·马蒂等人都既在本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又是民族历史上不能不提及的人物。略萨以及与他同辈的一批拉美知名作家,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涉足政治。

如果说在发达国家,作家更关心如何与权力保持距离,如何让文艺创作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那么在不发达国家,真正的作家往往以挑战权力、改变不公正的现实为己任。从《水中鱼》中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写作还是从政,略萨的动机都是反抗强权——文学爱好最初对他来说,就是针对他那个专制无趣的父亲的斗争方式,而参选总统则始于对阿兰·加西亚政府强行推出的金融部门国有化政策的反抗。

略萨借着这本回忆录,重申了他的政治经济主张: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尽量发展私有制,鼓励竞争和个人创业,在国民心态上去除一切依赖国家的思想,把经济生活的责任委托给文明的社会和市场。在略萨看来,这就是“现代化”的思想,是秘鲁社会摆脱野蛮专制和贫穷落后、走向民主和繁荣的必由之路;而在拉美知识分子看来,这样的思想有一个可恶的名字:新自由主义,这是殖民主义采用的新形式,让拉丁美洲继续依附于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略萨早年支持古巴革命,对卡斯特罗失望后转向自由主义,在政治光谱上与靠得更近,不遗余力地批判他曾经信奉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那些批判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拉美知识分子拉开距离。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pinnacle-rei.com/,赫拉德-莫雷诺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曾在他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系统揭露了欧美的发达如何造成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在《水中鱼》中我们可以找出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害的神话之一就是:穷国之所以穷是富国密谋的结果,是富国为了剥削穷国、让穷国维持不发达状况而有意策划的。……的确,在过去,繁荣几乎完全取决于地理位置和国力。但是,现代生活的国际化——市场、技术、资金——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最小的、缺乏资源的国家,赫拉德-莫雷诺如果它肯向世界开放,通过竞争机制组织经济,也会得到迅速发展。”

略萨对拉丁美洲本土产生的经济民族主义、结构主义、依附论等思想一概拒斥,而是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为师;竞选期间对日本、台湾、韩国和新加坡这四个经济发展“榜样”的仅仅为期两周的考察,更坚定了他以自由化思想改造秘鲁的信心。他在书中明言:“最先进的思想是自由化思想”。

或许略萨并没有深入了解,那四个“榜样”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飞,还有什么重要因素。至于他面对的那个危机四伏、亟待改造的秘鲁,治愈顽疾的思想药方恐怕不是最先进的理论,而应是最符合秘鲁现实的思想。在这样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家,要在全民投票中获得胜利,赫拉德-莫雷诺赢得广大贫民阶层的支持是关键。略萨并非轻视这一点,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走山区、下基层拉选票的经历。但再完备的施政纲领也不足以让略萨获得低收入者们的普遍认同。

略萨在书中详尽展现了权力角逐场的丑恶,似乎是在暗示:他的竞选失败是政治对手们合力制造阴谋的结果;他的完美施政纲领之所以无法实现,是因为秘鲁糟糕的政治环境容不下先进思想。

作为局外人,读者或许可以就略萨的败因做出不同的判断。从作者在书中对早年生活的回忆就能看出,略萨出生成长在一个上层中产阶级的家庭,最让他感到自在的活动空间是城市,秘鲁的山区、乡村、遍布贫民窟的城市郊区是他很少涉足也缺乏了解的地方。

在拉丁美洲,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人仿佛看待外国人一样地看待自己的同胞,是很正常的现象。略萨在书中也承认:“秘鲁不是单一的,它国中有国。”他在为拉票而遍访各地的活动中不断地为底层民众的生活处境所震撼,正表明他对乡野的秘鲁、“深层”的秘鲁缺乏认识。略萨的秘鲁梦看上去很美好,而且他赶上了一个好时机:他为当选总统而奔走的这三年,正是发生苏东剧变的大时代,是资本主义世界高唱“历史终结”凯歌的年代。然而选举结果表明,一半以上的秘鲁民众并不赞同略萨的政治主张。

略萨在书中提到秘鲁的现实时,经常使用一个词:“野蛮”,作为文明的对立面。“文明与野蛮”的思维模式来源于前文提到的阿根廷思想家萨米恩托。继承萨米恩托思想的人们认为,拉丁美洲只有摆脱野蛮,建立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有可能步入现代化。

在略萨的笔下,秘鲁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独裁统治现象、阿兰·加西亚政府的经济国有化政策、秘鲁社会司空见惯的暴力现象乃至秘鲁“乡土”文学统统与“野蛮”挂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或许会认为,单以“野蛮”对“文明”的拒斥来解释秘鲁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现象,是过于简单了,而文学研究者则可以发现一些有益于修订文学史的材料。

怀揣成为伟大作家的梦想,青年时代的略萨因为新闻工作的关系采访了当时秘鲁文坛一众重要作家。这些作家大多让他失望,对于已经为福克纳的小说技巧所吸引的青年略萨来说,他们只会用机械的方式重复一系列与安第斯山区风土人情相关的老套题材,装腔作势地使用巴洛克式的“民间”语言,写的东西既非可信的社会文献,又非可读的文学作品。略萨指出这些泛滥成灾的乡土题材文学所忽视的东西:写作是一种智力劳作,是叙事顺序和时间结构的创造,是虚与实的巧妙安排。

以代际的眼光来看,当新一代创作者对前辈产生否定和反抗时,风格的嬗变就发生了。由此可见,拉美“文学爆炸”并不单纯是社会环境变动使然,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拉美文学史内部的变化因素。青年略萨追求的是一种城市的、世界性的文学,秘鲁无法满足他的雄心,于是他远赴欧洲,终成一代文学宗师。作为政治家的略萨失败了,而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各种文学荣誉则给了他补偿。他把失败的政治经历转化成一本畅销书,以叙事的方式实现了针对政治对手们的复仇。相比于政客,作家获得了永远的胜利。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原载于2017年1月1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作者:张伟劼;编辑:柏琳、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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